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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真寺文化浅论

日期: 2012-03-15|已阅读: |来源:www.zikao51.com|作者:自考51|打印

随着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真寺文化。清真寺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复杂的文化特色,它既是穆斯林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还是穆斯林的文化活动中心,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具有一种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功能。清真寺的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清真寺文化。

中国的清真寺文化涵盖面很广,清真寺的最根本的职能是举行宗教活动,而宗教活动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人”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组织制度,即教制文化;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有形载体,它对穆斯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伊斯兰文化的最主要的研究、传播地点,在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和发扬过程中,教育是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随着历史的演变,形成了中国的清真寺教育文化;清真寺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有其具体的建筑型制,所以有其建筑文化。教制文化、教育文化和建筑文化是中国清真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清真寺文化的精髓,对这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是对了解中国清真寺,发挥清真寺重要社会职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教制文化

教制文化具体体现为教坊制度。教坊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组织形式之一,它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包括周围穆斯林居民的一种宗教和社会的群体单位,它具有二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独立性:凡是十几户、几十户、几百户,无论人多还是人少,还是穆斯林聚集地区,一般都有一座清真寺,聘请一位阿訇任教长,领导一坊过宗教生活,凡在该寺举行宗教活动的教民,都属于该寺的坊民,归教长负责,对本寺尽义务。这一区域便形成一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与其他教坊无任何隶属关系;第二,教长聘任制:各坊的教长,由本坊教民在德村兼备、德高望重的阿訇中择聘,教长既非世袭,也无特权,即可是本坊人,也可是外坊人,但因亲戚家族等缘故,为便于宣教,一般都不请本坊阿匐。教长任期三至五年不等,可以连任。

教坊的地域性和独立性导致清真寺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经费来源主要来自本坊教民的乜贴,但随着改革开放,现在不少清真寺实行了“以寺养寺”,有了清真寺的企业,其经费也不再单纯依靠教民捐助。

清真寺内的组织是逐步完善的,唐宋时有管理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嘎锥”(宗教法官),后来形成“三掌教制”,即(一)伊玛目:又称“掌教”,专司领拜和掌管教规八二)海推布:又称“二掌教”或“协教”,专门负责宣读“呼图白”,通过诵经说教来劝导坊民。在河北、山东、东北一带,海推布为认行洗礼;(三)穆安津:亦称“三掌教”或“赞礼”,是清真寺的宣礼员,每天按时念“邦克”,召集大家来礼拜。在三掌教之外还设阿訇一职,阿訇不同于三掌教的世袭制,而实行聘任制,阿訇作为教长,教职最高,受聘于一坊,主持该坊的全面宗教事务,担任开学讲经及宗教学说的教授工作,故又称“开学阿訇”,此外,阿訇还为教民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伊斯兰教最初传人中国,既无派别,又无门宦,统统是相习传教,后被称为“格底术”(老教)。三掌教制是“格底木”的教坊制度。在明末清初,苏非派(神秘主义)传人中国,后来形成门宦,门宦教主对其所属教坊,实行严格控制,于是产生了“热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他们都代教主管理一个区域内的数十个教坊,有的“热依斯”后来独挑大旗,成为独立的一支派,有的代代相传,成为世袭制。

十九世纪依赫瓦尼传播后,“海乙寺”制又相继出现,“海乙”是阿拉伯语语的音译,其意思是“地区聚集地”、“海乙寺”与一般清真寺就像乡镇与村庄的关系。一个海乙寺,管辖十几个或几十个小寺。海乙寺的掌教管理所属小寺的阿匐,有出“候昆”教法和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

“三掌教”制、“热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及“海乙寺”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它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是不可磨灭的,教坊制度为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特征的回回民族的产生起到了纽带的作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清真寺的组织机构,大多是由民主管理委员会处理事务,聘请阿訇处理教务,三掌教制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清真寺的教坊制度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改变和完善。

教育文化

在伊斯兰教史上,教育一开始就与清真寺结下了不解之缘。诵读《古兰经》,学习《圣训》是穆斯林教育的首要内容,而这些活动都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因而清真寺便成了穆斯林教育的摇蓝。教育对于中国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伊斯兰文化尤为重要,而清真寺在其中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伊斯兰教的教育始终没有脱离开清真寺。中国伊斯兰教育的主要形式回回经堂教育便是诞生在清真寺,它在传播伊斯兰教、弘扬伊斯兰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堂教育又被中国伊斯兰史学家称为寺院教育,便是清真寺所在经堂教育中的地位的具体体现。所以,可以把中国清真寺的教育文化具体为经堂教育制度。

“经堂”本是我国清真寺中建筑布局的一个场所,清真寺是主体建筑回回礼拜殿南北两侧均有对称的厢房,而阿訇讲经的厢房便被称为“经堂”,“经堂教育”由此而得名。经堂教育是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传人中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的漫长历史岁月,到明末已初具规模,经堂教育的集大成者回回胡登洲便生活在这个年代。

胡登洲(1522年——1597年),是长安城北渭城湾人氏;家道小康,自幼刻苦攻读宗教经书,并兼习儒学,胡登洲多年蓄志,谋求中阿波译述融汇贯通,并制定出一套经堂教育大纲。他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在其五旬之际,终成宏愿,他在家自办教馆,收徒百余人。他的这一举动影响很大,在他的精心培养和教育下,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从而为中国经堂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堂教育的宗旨和形式

经堂教育的创立,旨在改变回回民族愚昧无知的状态,提高穆斯林的素质。《经学系传谱》明确指出:“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人之饥犹可也,愚则必不可也。只缘愚则必惑,终至于迷耳。”胡太师卓识远见,深刻理解文化知识对于人们立身处世的迫切需要。所以五十而立仍学习诗书,继而皓首穷经。最后创办经学,其宗旨就在于通过教育手段,提示伊斯兰教理,教育穆斯林道行经训,培养穆斯林宗教人材。

经堂教育的形式,一般分为大学、中学、小学。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论》一文中介绍说:“所谓寺的教育者有大学、造就阿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也。”经堂小学主要是向穆斯林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知识,学会一些《古兰经》中部分常用的章节。中学教育的对象是从小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亥贴》。大学里主要培养专门的宗教人材,毕业以后多被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匐。大学学制无定制,以学成为准。

由此可知,经堂教育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穆斯林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普及宗教知识,二是培养未来的伊玛目,伊玛目的职责是弘扬教义、教法,主持宗教活动和婚丧礼仪,处理穆斯林内部的民事纠纷。经堂教育的课本及课程概括地说,经堂教育的全部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基础课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实际这些都是掌握阿拉伯语的工具课。专业课包括:认主学、教法学、圣训学、哲学、《古兰经》注及波斯语文法等。

一般而言,经堂教育的大学课本中有十三读本,是各地经堂教学中必读的。俗称“十三本经”。分别为:
1、《连五本》;2、《遭五.米素巴哈》;3、《满俩》;4、《白亚尼》:5、《凯俩日》;6、《韦噶业》;7、《呼托布》;8、《古力斯坦》;9、《艾尔白欧》;10、《米尔萨德》;11、《艾筛尔图.来麦尔特》;12、《亥瓦伊.米那哈基》;13、《古兰经》经注。

经堂教育的课程体系形成于经堂教育的后期。在陕西,经堂课程设阿语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教法学、理学、认主学。前三门属语言课程,后三门属宗教课程。

至于经文小学,并无沿革的课程设置。

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之后,培养了大批经师,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他的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不同学派,其中最具特点的是;

1.陕西派,也称“陕学”,以陕西为中心而著称。系胡登洲倡兴,中经冯、海二先生,兰州马、摆阿匐等几代至周老爷时发扬光大而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一个经学学派。其经学风格是阿拉伯语和认主学的课程。讲授方法精而专,往往一位阿匐只专一门。有以二十年功夫讲授一本经典的,经堂学生如欲兼学另一部经典,则需另投一位经师。西北、河南、安徽多属此派。

2.山东派,中心在山东省济宁。系由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常志美、李延龄倡导的一个经学学派,其经学风格是博而熟。即阿拉伯语、波斯语兼学并重。

此外,还有云南派等。

早期经堂教育突出成就是:人材辈出,群星灿烂。在《经学系传谱》一书中赵灿评价“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多,人才之盛,宛如列星。”最具代表性的经师有:

胡登洲,经堂教育的倡导者,被尊称“大师”。

常志美,字蕴华,11岁进寺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学成后在济宁设帐于顺河清真寺。为经堂教育山东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联元,云南新兴人,经学世家。幼随父念经,兼学国文。后随舅父赴麦加。并游学土耳其、伊拉克,学习《古兰经》读法等课程。回国后广招生徒,提倡中阿并授。经堂教育的历史阶段

(一)形成阶段

明朝中叶,胡登洲首先在陕西西安开始招收若干弟子于家中,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后移至清真寺办学。这时只是经营教育的初期和雏型,仍没有大规模地形成一种制度。

经堂教育首先在陕西兴起,这绝非偶然。陕西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十四朝古都。同时,这里是伊斯兰教传人最早的地方。也是穆斯林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陕西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最快、最兴盛的地区。

(二)发展阶段

在胡登洲的培养和教育下,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人才辈出,纷纷设帐讲学。从而为中国实施经堂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经堂教育逐渐发展成一种伊斯兰教育制度。此阶段寺院经堂教育已遍布全国不少地方。在山东、云南、东南沿海等地也有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等。出现了象冯先生、海先生、常志美等一大批著名经师。

(三)繁荣阶段

这个时期的经堂教育,各地已逐步形成各自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派和金陵派中刘智、马注等人,翻译了大量典籍和经堂教材。

在云南,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派,他们从国外游学而归,设帐开学,著书译作,翻译题材涉及广泛。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大到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并开始《古兰经》的汉译。马复初所译《宝命真经直解》是中国首部汉泽《古兰经》。

正如著名学者张秉择说:“也正是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了一批批著名伊斯兰学者……这也是经堂教育的成果之一。”经堂教育的特点和历史贡献

经堂教育的特点

中国伊期兰经堂教育历尽沧桑,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直到今天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经堂教育不仅具有正确的办学方针,同时,是因为中国经堂教育长期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特色:

一、搬请开学阿訇制度

经堂教育实行聘任制,能开学教学的清真寺都需聘任开学阿匐。经堂教育选拔师资十分严格。做为经师除了“传道授业”外,还必须具有高尚情操,在穆斯林中起表率作用。

二、口传心授 教学严谨

这是传统的经堂教育的一个特点,首先教学采用单一逐人式,实行以学科为单位,因材施教,不强调统一,不分年龄长幼,经堂教育的教学循序渐进,分初、中、高三个阶段。初级教育以精通阿拉伯语语法做为主修课,接着再读阿语修辞学;中级阶段首先学伊斯兰教信仰学纲要,接着学习教法学,这样大约经过5—7年,学生可逐步担任伊玛目率领大众礼拜;高级阶段课程主要是学习《古兰经》注释及《凯俩目》。

三、学规严厉 勤奋攻读

经堂一般对经生有一定的规章和学规。对经生的学习、生活、作风都有严格要求,经堂学生多不计环境优劣,一心只埋头于学业,天天都在学习。晨礼后由阿匐讲经,晌礼后学生向老师复述当天的新课,昏礼后至霄礼为复习时间,霄礼后要学习至深夜。

四、经堂语和小儿锦

经堂语是用于经堂解释经典的一种语辞。它是经师在经堂教学中专为清真寺哈里发编制的一种翻译方法。它是汉语式的宗教语文。它是由夹杂有大量阿拉伯语词而以汉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汉语的宗教专用语。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于口头讲授,对于每一种语法关系都有相应的口气,能准确无误地掌握原著的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结构,使翻译出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那么准确,达意,紧紧相扣。

小儿锦是对通用汉语而不识汉文的阿訇、经生用汉语拼音,并包涵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而加以拼写的拼音文字,小儿锦是伴随着经堂语教学相继出现的产物。 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经堂教育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特殊教育形式。它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具体表现在:

一、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做出重要贡献。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推崇佛教和道教的国家。明清统治者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兰教视为“旁门左道”而加以排斥和抑制。同时,还在回族地区设义学,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其结果出现了“经文匿乏,学人寥落”的状况。伊斯兰文化面临几近断裂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经堂教育,通过对教义学、认主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语言学、语法学、逻辑学等系统讲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一个儒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声声不息,经久不衰。与此同时,包含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经济制度的伊斯兰文化,从另一个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称谓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二、经堂教育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伊斯兰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经堂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阿匐、经师和学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穆斯林。许多经堂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回族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张中等都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们还以“以儒诠经”的独特尝试,促进了伊期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近代的马明心、马来迟、马果园、马启西等一批著名阿訇,既是某一派别的宗教领袖,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们不但主持日常的宗教活动,而且还常奔走呼号,传经布道,活跃于穆斯林社会。遇到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时往往振臂一挥,率领穆斯林群众进行反抗,为振奋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极为繁荣。后来由于经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伊斯兰文化也随着销声匿迹。今天,我们在那里只见一些断壁残垣和博物馆里的文化珍品,而不见穆斯林文化活生生的载体。从中也可以反证出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三、经堂教育是中国伊斯兰宗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除了其共同特点外,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和环境等。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在回族等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共性的东西居多,因为那时多数经师、阿匐来自境外,他们受的教育自然是传统的伊斯兰教育。然而,在十四世纪回族形成之后,回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密切相关,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随之孕育而生。经堂语和“小尔锦”的作用是宗教民族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胡太师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回族形成后的新变化。

胡登洲“课习儒学”使伊、儒贯通一家,以儒论经,更好地阐扬伊斯兰教义理。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结合。十七世纪开始兴起的汉文译著活动是中国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继续深人和发展。汉文译著活动的参加者多是具体教育培养出的杰出人材,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他们能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事实证明,伊斯兰教育的本地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堂教育为在中国宣传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倡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它还是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结合,它促进了伊斯兰教育的民族化。

经堂教育做为中国清真寺教育文化的主要形式,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当今,中国清真寺教育也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除少数地区仍坚持经堂教育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教育都从课本、内容、授课形式上做了大幅的调整。河南、陕西、山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引进了阿拉伯国家大学的教材,并开授阿语语文等课,有的清真寺还实行了课堂制,有的清真寺还开设了电脑、英语等课,并聘请教授或留学归国的学生任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师傅带十几个徒弟的形式,实行多师多课,逐步向正规教育靠扰。这些都是清真寺教育面临时代的挑战进行改革调整的尝试。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清真寺的教育也会逐步趋于完善,与社会接轨,并不断地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为伊斯兰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注人新的血液。

建筑文化

建筑艺术与建筑风格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一种文化,中国清真寺的建筑恰恰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见证之一。中国清真寺建筑大体可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羽翼式造型的中国清真寺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基本上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型制;另一类清真寺建筑则更多地保留了阿拉伯的建筑形式和风格。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清真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是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创建或重建的。明代的清真寺,在建筑的整体布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各方面,都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而清代则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大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清真寺的特有建筑型制正是在此时完全形成的。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具有以下特点:

一、布局完整。中国清真寺绝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并且往往是一串四合院制度。其特点是沿一条中轴线有次序、有节奏地布置若干进四合院,形成一组完整的空间序列;每一进院都有自己独具的功能要求和艺术特色,而又循序渐进、层层引深,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风格。

陕西西安化党巷清真寺、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礼拜寺、郑州清真寺、安徽寿县清真寺就是这类建筑的代表作。院落的循序渐进,使清真寺显得深造尊严;建筑物的井然有序,突出了清真寺的严肃整齐和丰富性;整个艺术形体的重重叠落,又加强了主要建筑高大雄伟的姿态和巍峨气势,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注重总体艺术形象的特点。

二、中国化的建筑类型

内地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型制,一般都具有中国的特点,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

中国式的庙门制度、中国传统楼阁式的邦克楼、中国大木起背式的礼拜殿、勾连搭的建筑结构等都是已经民族化的中国伊斯兰教建筑形式。

三、中西合壁的建筑装饰

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是中国清真寺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鲜明特点之一。不少清真寺都成功地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汇贯通,把握住建筑群的色彩基调,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装饰手段,取得富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装饰效果。

中国很多著名的清真寺,都以其精美的彩绘艺术见长。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山西太原古寺、北京东四清真寺、牛街礼拜寺、通州清真寺等,其后宫殿乃至龛上的彩画艺术精美绝伦,显得极其富丽堂皇。一般而言,华北地区多用青绿彩画,西南地区多为五彩盒装,西北地区喜用蓝绿点金。何种颜色的彩画都源于中国传统。而这些彩画的共同之处又在于不同动物、人物图文、全用花卉、几何图案或阿拉伯语书法为饰,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一个显著特色。

四、庭园处理富有中国情趣

中国清真寺大多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庭园风格,反映出中国穆斯林不避世厌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寺院内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悬匾、堆石叠翠。园林味十足,给人以赏心说目的感觉。
五、中国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特点。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建筑,无论其式样如何繁多,也无论其如何吸收大量中国传统建筑手法,都必须严格遵守伊斯兰建筑的一些原则,具备伊斯兰建筑的某些基本特点。

从主要建筑设置方面,一般都有礼拜殿、邦克楼、望月楼、沐浴室、米合拉布、敏拜尔构成,方向上,大殿一律建在座西朝东方,大殿内绝对不供奉偶像,也绝不用动物图形为饰。

以上种种伊斯兰原则,使中国千姿百态的清真寺具有共同的特色,在中国宗教建筑之林中别具一格。

二、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清真寺在中国,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清真寺也不少。这类清真寺,多分布在新疆等民族地区,内地则或是早期的某些古寺或是近年来的新建寺。

中国早期清真寺采用砖石结构,平面布置,外观造型和细部处理上,基本都取阿拉伯式样,是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物,这些清真寺的建造,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方式、新内容;另一方面,也为作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新建和重修的清真寺,有不少都在门楼设计上吸取了穹顶式的阿拉伯风格,如北京下坡清真寺、临夏南关大寺等。

无论是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的清真寺,还是以阿拉伯风格为主的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风格,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清真寺的建筑文化是中国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伊斯兰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融汇与贯通,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清真寺文化是一个涵盖很广的综合体,它包含了教制文化、教育文化、建筑文化等许多方面,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它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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